乔尔·莫基尔对经济增长历史起源与动力研究的贡献
——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高鸿鹰 潘建伟
摘要：乔尔·莫基尔是经济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学者，其入选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是对技术进步及其经济效应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在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研究的基础上，莫基尔从多方面探寻经济增长的历史起因和动力，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相互交叉的三条主线：历史性地认识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内在联系；结合理论模型和基于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讨论人口数量、人力资源和资本形成等因素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影响；从知识分享和积累等视角，分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他的研究将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相结合以综合考察社会变革和经济增长，还完善了“有用知识”“工业启蒙”等影响广泛的概念。本文介绍莫基尔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分类梳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学术贡献，并总结其对当前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乔尔·莫基尔 经济史研究 经济增长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Joel Mokyr又被译为“乔尔·莫克尔”，本文依据新华社译名标准译为“乔尔·莫基尔”。由于“对技术进步及其经济效应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而入选2021年度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经济学奖。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现象，其规律性隐藏于长期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变化中。许多学者写下不少巨著，尝试从历史的视角讨论经济增长的原因。莫基尔加入了这些研究者的行列之中，以渊博的学识和独创能力对理解技术进步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现象做出了杰出贡献。莫基尔的研究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增长。莫基尔喜欢讲故事，不仅娓娓道来，而且有翔实的数据和计量分析，并能够结合历史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他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也拓展了研究视角，发展了分析方法。莫基尔还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历史对比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新颖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莫基尔是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于1946年7月出生在荷兰莱顿（Leyden），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施特罗茨讲席人文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萨克勒讲席教授。他于1968年获得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1972年和1974年分别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莫基尔在就读研究生期间曾担任耶鲁大学代理讲师（1972—1973年）；其后长期执教于西北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1974—1977年）、副教授（1978—1980年）和教授（1980年至今），并于1998—2001年间任经济系主任；2001年起还兼任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研究员至今。由于在经济史领域的突出贡献，莫基尔于1996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荷兰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曾经担任经济史联合会主席（2002—2003年）、中西部经济学联合会主席（2008—2009年）、大西洋经济学联合会主席（2015—2016年），并于2018年当选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荣获荷兰皇家科学院颁发的2006年度海内肯历史学奖；2015年获国际巴尔赞经济史学奖。莫基尔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出版《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等著作。自1993年以来，莫基尔一直担任《普林斯顿西方经济史》主编，还在1995—2003年间担任《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主编，在1994—1998年间担任《经济史杂志》（JEH）合作主编，在1995—2003年间担任《欧洲经济评论》（EER）副主编。
莫基尔早期主要从事工业革命方面的研究，之后逐渐拓宽研究视角，开始从要素投入到思想变化等多方面考察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其中，他对技术进步与知识经济的研究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考虑到莫基尔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面广泛，本文主要从技术进步与知识经济、工业革命及其后续、人口问题、人力资源与资本形成、制度与政治、文化基础等方面总结其对经济增长起源和动力研究的贡献。
一、莫基尔对技术进步与知识经济的研究
考虑到技术进步先于资本主义和信用机制长达数百年，且其历史跨度也将比资本主义更加长久，因此往往需要回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莫基尔将理论、思想、洞见和实例相结合，进一步认识了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内在规律。在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中，莫基尔注意到技术进步和人类知识的存量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杠杆作用。莫基尔的分析验证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结论，并揭示了内生增长理论所忽略的一些规律性。
（一）对技术进步历史特点的研究
莫基尔将技术进步区分为大发明和小发明，且通过史料对比指出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大发明和小发明之间的“间断式均衡”这是参照生物进化的一个概念。化石记录表明，多数时间的生物进化史都是静态的，且间歇地伴之以短时期的爆发式进化性变化，其中，稳定的静态时期被称为“间断式均衡”。。莫基尔对技术进步的这种区分有利于理解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经济增长的一些周期性特征。
在整理公元前500年到1914年大量技术史料的基础上，莫基尔进一步系统分析了欧洲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500—1750年）、工业革命时期（1750—1830年）和19世纪后期（1830—1914年）的技术进步。分析发现：第一，技术变革具有不均匀和间歇式的特点，相对而言，在某个国家历史的某些短暂时期，例如1760—1800年间的英国，技术变革相当丰富。第二，技术变革很少是经过规划或者对成本效益进行精确计算而发生的。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应用供求变量、研发和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技术变革。然而，纵观大部分的历史，技术变革几乎都难以被视为是经过一系列渐次开展的研究过程而产生的结果。第三，技术进步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大发明和小发明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如果没有随后出现的小发明，大多数大发明的结局可能类似于收藏于博物馆中的珍本，只具有纪念意义。但是，如果没有新颖和根本性的发明，对现有技术连续不断地进行改进和精炼的进程就会陷入收益递减的境地并将最终逐渐消失（莫基尔特别强调小发明的收益递减特征）。在《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1990）一书中，莫基尔还总结道：首先，由于在尝试让某些事物起作用的过程中，发明者从根本上都是进行独立工作，因此“发明”更加取决于一些决定个体行为的因素，而“革新”则需要相关个体的互动，且依赖于制度和市场。也就是说，革新在本质上更加表现出社会性和经济性。其次，发明和革新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从短期来看，发明和革新的互补性往往并不完善，实际上，甚至可能是非此即彼。但是，从长期来看，具有技术创造力的社会必然是既善于发明又善于革新的。如果没有发明，个性必将放慢脚步，进而逐渐停止，并最终归于稳定状态；反之，如果没有革新，发明者也将失去目标，其对思想的追求就缺少了经济上的动机。再次，在技术进步史中，既存在长时间的“间断式均衡”，也存在伴随着大突变的重大的非连续变化。其中，重大的非连续变化就是大发明，大发明没有明确的出身，其代表着同早先技术的彻底决裂。
莫基尔注意到技术变革并不是一个最优过程，技术进步往往不是线性的、连续的，甚至不是单调的，这种所谓的进步仅仅是一种对方向性和趋势性的陈述。在这种方向性和趋势性中，技术选择过程往往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技术选择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技术选择只考虑当前的选择，而不考虑对未来选择的可能影响。其次，变革过程主要是局部性的，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发生太多变化。莫基尔进一步指出，工业革命期间以及后来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出自上而下的趋势。开创性的思想以及训练有素工匠的灵巧和技能，共同推动了创造伟大发明的技术进步。虽然上述两种人力资本并不相同，但它们往往分别来自知识分子和工匠中的精英，这两种人力资本都可以被称作“上尾人力资本”。
（二）对技术进步历史条件的研究
为什么一些经济体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技术创造能力，而多数经济体却没有？莫基尔从平均寿命、营养、承担风险的意愿、地理环境、路径依赖、劳动力成本、科学和技术、宗教、价值标准、制度和产权、对革新的抵制、政治和政府、战争、对信息的开放态度、人口因素等多个方面，对比了发明者所支付的私人成本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支付的社会成本。通过多方面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对比，莫基尔发现，如果一个社会想要在技术上具有创造力，其必须满足以下三方面的条件：第一，该社会必须存在具有创造能力、足智多谋的革新者队伍。这些革新者出于自身进步的需要，愿意并且能够向周围环境发起挑战。第二，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必须鼓励潜在的革新者，为革新者构造适当的激励结构。这些激励部分是经济性的，如果革新者能够预期变得富有，则更有利于技术创造力的形成。当然，非经济激励可能也是重要的，例如诺贝尔奖、声望等无形的荣誉等，这些非经济激励同样对成功的革新者具有奖励作用。第三，该社会需要具备多样性和宽容性。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所谓的稳定性力量，其中有些势力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如果引入革新的话，这些既得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害，技术革新必须克服这些阻碍力量。莫基尔还注意到，在1400年以前的数百年间里，中国在技术上的发展势头曾经令人惊叹，其发展速度甚至高于欧洲。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没有能够维持其技术上的优势。他认为技术进步的社会成本及其变化导致了中国的技术发展呈现“倒U”型。虽然历史上的中国技术进步失速有着多方面的国内和国际原因，但应该注意到，莫基尔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莫基尔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与政治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的条件。在历史长河中，技术进步往往遇到了来自不同群体的阻力，由于这些群体认为他们将因创新而失败，于是他们试图操纵政治制度来压制成功的创新。莫基尔应用模型分析表明，在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一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地服从“卡德韦尔定律”——技术进步达到某一点之后开始固化，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变得缓慢并最终消失。但是，在一个有多个经济体的世界中，“卡德韦尔定律”并不成立。这一结论与政治竞争可能有助于技术进步的历史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莫基尔根据1760—1850年间英国工业革命的相关历史资料指出，对技术进步的负面反馈是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最棘手的一个负面反馈机制是我们对技术进步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态度。莫基尔进一步指出，在1500—1700年间，西欧创造了一种从个人收入和个人声誉两个方面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从而推动了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三足鼎立，它们共同奠定了“大丰富”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
（三）对知识经济历史起源的研究
在讨论现代经济增长源泉时，库兹涅茨首次提出了“有用知识”这一概念。在《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一书中，莫基尔注意到，在自1750年以来的250年间里，“有用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应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莫基尔将“有用知识”定义为，针对自然现象而言的具有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潜力的知识，例如，可以生产出人工器物、材料、能源和生活用品。与DNA相似，“有用知识”并非自身所有，而是需要从别人或存储装置中携带而来。他在“有用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命题知识、指令知识、知识严谨性、知识获取成本、工业启蒙、知识的政治经济学等新概念。历史资料显示，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新观点的结果，也与这些观点通过大学和出版者网络而为大众所用的路径有关。在这一过程中，有助于新观点传播的制度至关重要。最终，知识经济逐渐成为与物质经济、资本经济相提并论的新形态。莫基尔进一步强调，制度与创新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创新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企业家、风险资本以及培训制造和维护新设备技术人员的学校，新技术将难以迅速扩散。总之，制度影响知识的创造方式和传播方式，从而对知识经济产生影响。
莫基尔还论证了，启蒙运动导致的知识环境变化有利于“有用知识”的快速传播。这使得其他发明家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取和完善“有用知识”，并将其重组为新的应用。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避免了发明活动再一次成为昙花一现的孤立事件，而是持续地影响着新兴行业和部门，为知识经济打下基础。
莫基尔进一步指出，“文人共和国”和启蒙运动是同一进步现象的两个方面：作为一个虚拟社区，“文人共和国”管理着一个共同的宝贵资源，并激励人才去创造新知识；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工业启蒙”运动，其致力于使人们相信积累和传播“有用知识”能够并将导致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文人共和国”和启蒙运动共同促进了知识经济的起源，并进而推动知识经济一直延续到19世纪和现代。
二、莫基尔对工业革命及其后续的研究
工业革命揭开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序幕。一般来说，工业革命的发生时间被确定为1760—1830年间，其相对集中地发源于英国的英格兰地区，但是大部分的新技术却是在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后来在美国所做工作的结果。工业革命的成果是缓慢显现的，经济增长的引擎从“一档”起步：一开始，人均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极少，之后，技术进步为19世纪后半段稳定持久的熊彼特增长开辟了道路。莫基尔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世纪上半叶的低地国家工业革命：一个案例比较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1800—1850年》。莫基尔对工业革命及其后续之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在这些研究中创造性地将历史分析和理论模型分析相结合，以对比分析相关历史条件改变的可能后果。还应该注意到，该方面研究也进一步丰富了其对技术进步与知识经济的认识。
（一）对工业革命动力的研究
莫基尔的一系列文献都涉及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动力问题。其中，他早期的文献更加关注于生产要素投入与经济结构变化，之后开始对技术与知识进步进行深入分析，并逐渐注意到一些更复杂的系统性变化的影响。
1.生产要素投入与经济结构变化研究。在分析比利时的工业革命问题时，莫基尔结合工资水平和资本积累的关系指出，较低的工资水平可能是比利时快速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莫基尔进一步结合季节性农业剩余产品（SAS）、土地市场不完全供给（LIS）和劳动力可得系数（LAC）等建立了复杂的理论分析模型。他将工业化进程开始时的初始条件、传统部门的特征和资本积累率（盈余再投资率与回报率的乘积）的动态参数联系起来，分析了经济成长过程和经济现代化的性质、速度和成功机会，以解释欧洲工业革命中二元经济、以及“旧经济”和“新经济”的长期共存现象。
莫基尔及其合作者使用学徒人数和学徒保费两方面的数据，对快速工业革命中的电力技术不断冲击学徒市场所导致的动态供给响应进行了估计。他们用工具变量方法来估计学徒市场，用动态向量自回归方法确定长期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学徒供给对技术冲击具有合理的弹性反应，这些反应由市场价格所调节，也就是说，学徒制度具有市场基础。学徒制度为英国提供了技术工人和高质量工艺，使得英国更有优势安装、操作和维护复杂的机械设备，从而更有优势将模型和蓝图应用于实际生产，并进行对其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持续调整和微小改进。于是，工业革命中很多技术进步发生在欧洲大陆，而大量的发明却出现在英国。莫基尔及其合作者进一步构建了一个前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模型，强调人与人之间隐性知识的传递，其中，家庭、宗族、行会和市场等安排谁向谁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机构（如行会）和特定特征（如学徒期满职工）有助于解释，相对于依赖封闭亲属系统（大家庭或宗族）内传播知识的地区，欧洲更加容易崛起。
2.技术与知识进步研究。莫基尔发现，只有当经济系统由负反馈控制转向正反馈占主导地位时，工业革命才会持续，增长会循环累积地推动进一步的增长。通过拓展认知基础，可以得到三种类型的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正反馈：从技术到“有用知识”的反馈，从“有用知识”到其他知识的反馈，从某些技术到其他技术的反馈。莫基尔进一步将过去两个世纪西方的经济增长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指出：一方面，只有认识到技术是“有用知识”的一部分，才能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只有理解“有用知识”的动态以及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了解19至20世纪的技术膨胀。莫基尔用“工业启蒙”一词描述18世纪知识进步应用于工业革命的一种情景。英国的“工业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特征是有意识地推动有用知识从科学家流向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技术支撑。
3.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研究。莫基尔根据《英国传记词典》和其他资料来源中所有出生于1700—1799年间的入选潜在企业家相关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以观察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分析发现，工业家的遗产显著低于商人，工业化程度更高的职业似乎只获得较低的平均回报率，且从标准差来看其风险更高。在不同行业数据对比的基础上，莫基尔认为，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面临更高的失败率，能够保持持续的创业与丰富的企业家精神有关。当然，一旦工业企业发展壮大，就可以实现规模收益。工业革命时期活跃的创业活动为进一步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4.系统性演进研究。莫基尔全面考察了英国1700年之后一个半世纪中的知识和技术、产业和贸易、人口和社会、生活水平与不平等、社会规范与公民经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英国与世界。他用翔实的史料有力地论证了，启蒙运动带来的创造性及其对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信念影响了英国的思想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工匠，改变了英国的制度和英国人的经济行为，从而催生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工业革命，进而引领英国迈入了现代经济增长阶段。首先，启蒙运动涉及交流，交流有利于获取当时最好的知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众多技术突破并不是由于重大的科学发现，而是由于“有用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包括借鉴之前的技术和国外的技术。其次，产权受到了更好的保护，包括知识产权，这与洛克等启蒙思想家强调的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密切相关。再次，知识环境和制度日益关注实际问题，这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历史背景。
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是18世纪发生？莫基尔及其合作者认为英国有效地处理了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强大稳定的英国保持了力量、财富和中央政府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转型推动工业技术进步和商业自由，从而逐渐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于是，出现了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两部分内容：一是技术优势，英国的发明者更加具有竞争力，且企业能够更好地应用其他地方的发明；二是制度优势，其鼓励有才能和足智多谋的个人以充分利用技术进步所提供的机遇。也就是说，到了18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开始超越机会主义对技术潜力可能形成的阻碍。莫基尔进一步注意到，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工厂制度导致了消费地（家庭）和生产地（工厂或办公室）的相互分离。他从生产知识库分割的视角分析了工厂系统出现的原因，并对这种分离进行了解释。
（二）对工业革命障碍的研究
相对于识别导致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识别工业革命的障碍更加困难，当然，认识障碍因素相关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更加困难。
莫基尔首先分析了工业革命相关的收入问题及其影响。莫基尔指出，爱尔兰的农业发展落后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且工业化滞后与农村贫困之间互为因果，进而形成了“贫困陷阱”，这进一步导致了持续的落后。莫基尔估计了1855—1900年间生活水平与一些关键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估算1790—1850年间的年度综合“生活水平变量”。应用这一变量的实证分析表明，英国工人的经济福利没有或很少得到改善的假设不能被拒绝。莫基尔进一步注意到，荷兰针对富裕的城市经济的较高的税收以及过度的济贫法律体系，导致了相对较高的工资，这种影响劳动工资决定的机制可能是荷兰工业革命缓慢的原因。
莫基尔还综合论证了产权界定不清、高昂的交易成本和社会代价、缺乏灵活性的契约、不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人口流动频繁和人力资本外流、资本短缺、企业家精神匮乏、政治体制抑制企业数量和质量等因素，都在历史中阻碍过工业革命的发生。莫基尔进一步强调“寻租”对于工业革命的阻碍。在18世纪，英国的寻租活动非常活跃，管制和限制仍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攫取“生产性”人员创造的财富。在18世纪中叶之后，人们开始指责政府管制、垄断、特权、对外和殖民贸易中的寻租活动的合法性。前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寻租活动与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矛盾。
莫基尔进一步注意到，正如经济历史学家都知道的那样，在97%左右的历史记录中，世界经济处于几乎静止状态，增长缓慢、间歇、可逆；相反，工业革命却表现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莫基尔认为，近几十年的经济福利增长放缓没有技术方面的原因，解释增长放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抑制问题。
（三）对工业革命的跨国对比研究
比利时和荷兰是两个规模相当的国家，其位于欧洲的同一个角落，周围都是大国，语言和文化背景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比利时和荷兰为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莫基尔注意到，比利时在19世纪上半叶经历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并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然而，在同一时期，荷兰几乎没有实现工业化。莫基尔克服数据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工业革命的对比分析，如在无法得到实际工资数据的前提下应用名义工资代替实际工资。莫基尔还结合比利时和荷兰实际情况得到了资本积累率方程
，其中，K为资本积累，sπ为盈余再投资系数，n为劳动—资本比（消费品生产），m为资本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c为消费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b为生产原始工业产品Z的劳动生产率。首先，积累率与工农业之间的贸易条件无关；其次，积累率与b成反比；第三，积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完全取决于c/b的大小，资本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m以及劳动—资本比n不会影响这一基本决策；最后，如果盈余再投资系数sπ是利润率的增函数，那么工资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反向关系就会加强。比较分析显示，较低的工资可能是推动比利时快速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而较高的工资则阻碍了荷兰的工业化进程，且比利时和荷兰之间的一些结构性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上述工资差距及其结果。
爱尔兰经济史也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对照组”。爱尔兰紧挨着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在1801年并入英国至1850年的50年间，为何错过了工业化的历史机遇？莫基尔对比分析了爱尔兰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的原因。首先，在1760年以后，特别是1790年以后，爱尔兰逐渐融入一个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由大不列颠和后来的整个环北大西洋经济体组成。问题是，爱尔兰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面临的一系列价格是由其无法控制的世界市场决定的。由于经济落后和僵化，爱尔兰虽然融入世界经济却没有能够实现比较优势。其次，在劳动力方面，爱尔兰的工资水平不到英格兰的一半，然而爱尔兰却没有像比利时那样因低工资优势而较快地实现工业化。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尔兰的劳动力往往难以满足当时工业资本的需求。由于爱尔兰熟练技工仍然紧缺，致使廉价的劳动力反而成为昂贵的劳动力。再次，由于爱尔兰资本短缺和技术进步缓慢，低工资水平和低生产效率长期并存，于是在经济一体化中，英格兰的资本并没有流向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反而是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流向英格兰的资本。结果，英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推动了工业革命，而爱尔兰却没有成功。
（四）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工业革命推动传统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放任逐渐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于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莫基尔总结了英国发展史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问题。英国发展的实践表明，由于受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家干预导致了大量的腐败，阻碍了市场扩展和经济效率。英国正是在与本国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的斗争中实现转型，其借助于议会制度，逐渐清除了存在于英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垄断与寻租行为，进而转型为一个开放和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是一个完全放任的、轻徭薄赋的小政府。首先，英国开始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自由贸易、低市场门槛和过度竞争存在市场失灵和不平等问题。其次，无论从人均水平还是从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英国的税负几乎是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重的，较高的税负被用于对外发动战争，也被用于对内提供公共品等方面。可以说，政府行为在英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发挥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再次，工业革命也表明，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小政府，而在于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应该厘清公共部门与自由市场的边界，从而在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下推动政府只做其最擅长的事情。
莫基尔还进一步结合技术进步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现象，其依赖于社会、政治和技术的综合变革。在工业革命的起源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智力和技术创新至关重要。首先，由于产品的产权特征、产出的不确定性、投入的随机性、背景知识和灵活性（包含不同的汗水和灵感比例），致使智力和技术创新本身就难以被激励。仅仅通过组织评估的方式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容易引发欺诈和腐败行为。其次，技术创新往往是由“上尾人力资本”所驱动的，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现象。小部分自然哲学家和工匠与其他人并肩前行，导致技术创新活动往往是非计划性的，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内在动机。再次，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机构进行引导和组织，以促进智力和技术创新动机。欧洲的政治分裂和知识统一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竞争环境，促使其创造有用知识的动机异常强烈，例如创造新世界的知识需要两类活动——创造新命题的知识（科学）和创造新规定的知识（技术），而欧洲恰恰建立了有利于这两类团体交流思想的机构。最后，避免将制度狭隘地视为国家政治权力和产权至关重要。虽然法治和合同执行可能非常重要，但其无法完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且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用知识”会像18世纪那样爆发。只有将法治与市场竞争充分结合，才能避免一些灾难性的制度失败，以保证技术驱动的经济进步能够继续前进。
三、莫基尔对人口问题、人力资源与资本形成的研究
人口问题、人力资源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研究的重要内容。莫基尔从历史的视角检验了相关理论，例如反思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得益于人口、人力资源和资本更容易被量化，莫基尔的研究充满各种各样的确凿数据，以及结合历史计量经济学和理论模型的分析。其中，《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年历史解读》已经被普遍认为是量化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文献。
（一）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莫基尔对爱尔兰的人口问题进行了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饥荒前的爱尔兰相关数据表明，支持马尔萨斯观点的证据并不充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之间的联系可能要比标准的马尔萨斯模型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莫基尔应用马铃薯指数论证了，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马铃薯种植促使爱尔兰人结婚年轻降低，生育率提高，因此马铃薯的种植导致了农村地区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土地比率”。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剔除马铃薯种植的影响，则人口增长速度将要慢一些。莫基尔及其合作者根据1700—1850年间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了爱尔兰这段时期的人口变化、婚礼和生育率，并讨论了在饥荒前的死亡率、发病率和移民变化。
莫基尔在其经典著作中反复推敲、修正数据以保证其准确可信，并对早婚、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等多种相关资料进行进一步确认。为此，莫基尔进行了三项检验：（1）灾后爱尔兰的经济表现表明，没有太多的证据显示饥荒之后幸存者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也就是说，人口下降之后，人均收入并没有明显上升，无法验证马尔萨斯假说。（2）比较爱尔兰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土地—劳动比率可以发现，爱尔兰不可能存在严重的人口过剩。其中，爱尔兰耕地面积与农村人口之比为1.91，这一数据甚至高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比利时。（3）利用爱尔兰内部各地区的差别检验马尔萨斯模型。马尔萨斯系统实际上由两个独立的方程组成：第一个方程
，其中，f′<0，Y表示总收入，L表示总人口规模，R表示土地或自然资源的重量，反映饥荒前爱尔兰的贫困程度；第二个方程
，其中g′>0，反映经济变化和人口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没有证据可以显著地说明爱尔兰的人口过剩是饥荒的原因，也没有证据显著地支持人口增长过快是爱尔兰贫穷的原因。
（二）对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
在1780—1845年间，有175万爱尔兰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1850年以前，爱尔兰的移民人数是欧洲国家中最多的。莫基尔（1983）检验了人口外流对爱尔兰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尝试从要素供给视角，实证分析人口外流影响经济增长的三种可能效应：（1）生命周期效应——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视为一系列代际转移，只有当移民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比重不高于流出国家原本的比重时，人口外流才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破坏。对前往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数据的分析发现，在1820—1848年间，β的近似平均值为40。如果进一步把β值乘以爱尔兰的移民总数，则意味着社会损失高达6000万个单位。（2）劳动质量效应——与留下来的人相比，外流人口可能更不厌恶风险、主观时间偏好率较低和勤劳，从而更具有企业家精神。实证分析发现，爱尔兰存在一定程度“人才外流”，却似乎没有证据支持移民比剩余人口更节俭或更勤奋的假设。（3）人力资本效应——与劳动质量效应有部分重合，其不同之处在于只考虑移民带走的人力资本在过去产生的投资效益。数据证实了人口外流给爱尔兰造成了人力资本损失，但是可量化的影响主要只是反映了次级效应。在上述三种效应中，生命周期效应的影响相对更为显著。
莫基尔及其合作者应用18世纪70年代的东印度军队服役数据发现，爱尔兰穷人比英国穷人高近一英寸；相对于英国穷人，爱尔兰穷人更穷却更健康。莫基尔等还应用1802—1860年间在东印度军队服役的来自不列颠群岛的85000多名新兵的记录数据进一步论证了，身高数据并不支持1815—1860年间的营养状况上升，不过，爱尔兰和苏格兰在1860年之前的营养状况有所改善。
莫基尔还注意到，在工业革命以前及期间，英国的人力资本形成有赖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环境。到1750年，英国已经拥有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营养充足且具有商业或技工背景。这个“中产阶级”为英国提供了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的创始人，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的创造性技术也出自这个阶层。莫基尔及其合作者从营养、健康、体能、认知效果和技能差异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其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其中，英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包括《济贫法》等分配制度）有利于这种人力资本积累。
（三）对资本形成的研究
如前文所述，在莫基尔研究工业革命的多篇文献中，模型的关键方程都是资本积累方程，这反映了他对资本形成的重视。另外，莫基尔根据1797年之后的数据指出，资本形成对英国的经济、制造业和现代部门的增长具有约束力，但是资本市场不足以让增长充分发挥其潜力，并减缓了扩张部门的增长。
除了与工业化相关的资本形成之外，莫基尔对于爱尔兰资本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于农业、林业和渔业的资本形成问题以及抑制资本形成的原因。爱尔兰农业主要以混合农业为主，其中绿色作物的推广十分缓慢。爱尔兰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向新型农业过渡所需的资金，因而对轮作、排水、肥料和农具的调整更新也就极其缓慢，从而进一步抑制了资本形成。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也体现在树木资源的匮乏上，16世纪的爱尔兰还是一个树木繁荣的国家，但是到了1841年，爱尔兰全岛的森林覆盖率只有2.34%，其中0.54%还仅仅是一些松散的灌木。资本形成困难还体现在渔业发展的落后上，爱尔兰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然而1841年全国渔民仅有9211人，约占就业总人口的0.3%。历史资料显示，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爱尔兰的资本形成不足：一方面，发现机会的人缺乏资本，掌握资本的人看不到机会或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投资，资本需求过剩与供给过剩并存。当资本形成与投资机会不能同时满足时，实际资本回报率就被分散了，总的社会回报率降低，从而抑制了新一轮的资本形成。另一方面，投资项目不可分与资本市场的缺乏产生协同效应，共同导致农民陷入了“低收入陷阱”，从而抑制了用于土地改良的资本形成。
四、莫基尔对基础性制度与利益集团博弈的研究
莫基尔在很多文献中都注重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强调基础性制度的作用。在历史性的巨大转变中，非基础性制度的影响往往相对有限。例如，莫基尔注意到，虽然英国专利制度有积极意义，但并没有让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而言获得显著的优势，因此不足以解释英国为什么能够在工业革命中成为技术领袖。得益于长期历史分析，莫基尔对比分析了一些基础性制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还注意到经济增长包含着对立和冲突，并注重分析利益集团博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对基础性制度的研究
1.元制度及其变迁研究。莫基尔强调元制度及其变迁对于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英国存在一种元制度，即英国的议会制度，其能够修改和制定涉及其他制度运行的正式规则，这使得英国有很强的能力以实现内生的制度变革。在关键时刻形成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元制度，对于英国的成功转型至关重要。元制度为不同社会阶层或者不同利益集团提供了一种有效谈判和妥协的机制，而不仅是利益再分配的寻租机制，从而可以应对从战争到灾荒等一系列重大的内外部挑战。当然，元制度本身也处于不断改革完善之中，例如一直到1867年，英国议会下议院四分之三的议员是地主精英阶层成员，议员通常教育程度不高、腐败且懒惰，议会被地主把持；之后，议会逐渐进行改革，一些最有势力的地主与工业阶级之间达成某种和解。议会改革也得益于启蒙运动，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被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广泛接受的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伴随着元制度不断进行资本主义完善，英国开始逐渐消除经济中存在的垄断因素，增加了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不断纠正经济增长中的市场失灵。
2.“文人共和国”研究。莫基尔指出，“文人共和国”相当于一个跨国社区，其解决了困扰科技创造和传播的许多激励问题，并为18世纪的工业启蒙铺平了道路。莫基尔进一步注意到，早期现代欧洲知识界的制度背景包括一个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一个由学者和文人所组成的跨国界的“文人共和国”。“文人共和国”作为一个虚拟实体而存在，但其中有些部分显然存在于正式组织之中，例如，皇家学会、法国皇家学院以及成立于18世纪的许多欧洲大陆的学院等。到17世纪晚期，“文人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思想市场的基础，既支持市场运作，又支持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专家认可不再仅仅由统治者、牧师和当权者授予。此外，贵族和国王之间的相互竞争也为艺术家和科学家提供了赞助和保护。莫基尔认为，可以将“文人共和国”看作一个通过社会规范和非正式规则来制定激励措施的制度，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支持了市场的良好运作。“文人共和国”及其延续促进欧洲通过积累“有用知识”等强大的不间断力量，逐渐摆脱了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那种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经济模式，从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莫基尔注意到，在1750年前，技术对于前现代增长过程有次要作用，时而出现的重大技术进步对中国和欧洲的影响都非常有限。虽然一些发明对经济产生了影响，例如近代造船和纺织业的改进，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似乎是一次性的。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包含着持久和持续的技术进步，这需要相应的制度演进予以支撑。莫基尔还进一步指出，1750年以后知识加速增长对世界的影响比其他所有社会与政治的变化都要大，其中知识进步之所以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离不开“文人共和国”式的体制化进程以及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制度变迁。
3.认知规则及其变迁研究。莫基尔及其合作者拓展了诺思关于制度变迁取决于认知和信念的分析，进一步注意到这种认知和信念具有社会性特征。他们指出，制度（包括规则、期望和规范）是基于共同的认知规则。认知规则是传递信息的社会结构，而这些信息则有利于提炼和总结社会信仰和经验。思想市场中的相互竞争行为推动了认知规则的变迁，在这种变迁中，基本的认知规则被不断地提出、接受或者拒绝。他们认为，认知规则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问题——基于普遍认可的现代国家体制和基于现代科学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认知规则变迁是推动“西方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4.土地租佃制度研究。莫基尔对爱尔兰土地租佃制造成投资不足假说（LTH）进行了检验。他认为LTH基于三个假说：土地改良责任主要由佃户而非地主承担；地主会在短期内将租金提高至最大限度，至少佃户认为地主是这么做的；大部分土地都是短租或散租。莫基尔对上述假设进行严谨的数据分析后发现，虽然地主的掠夺性行为可能阻碍其追求长期租金的最大化，但是掠夺性行为仍然可能存在。在某些假设下，地主的掠夺性行为（在有租约时发生）可能导致农业投资减少。还应该注意到，虽然长期租佃在爱尔兰占主导地位，但是租约本身也存在问题：一是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以资本不连续增加的形式出现；二是在“终身租佃合同”中，如果承租人是风险厌恶型的，其考虑到自己的一般寿命，也不会倾尽所有进行投资；三是受到地主对农场日常经营的控制程度影响。
（二）对利益集团博弈的研究
莫基尔注意到政治力量博弈的多方面影响。其中，他系统地分析了相关势力在议会中的博弈、对技术进步的态度、爱尔兰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冲突及农村动荡等。
莫基尔及其合作者阐述了元制度改革中的政治力量博弈。在18世纪，英国的政治是狭隘利益和意识形态信念的混合体，议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基于意识形态的一般立法。然而，在18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启蒙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倾向，新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而易见，改革派一起制定对爱尔兰和法国更自由的贸易政策。英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暴力，没有过度的浪费和破坏。当然，渐进式的改革肯定是不平衡的，且落后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需求，从而持续地充斥着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18世纪的寻租并没有显著减少，而是从地方垄断转向了国家当局和议会。但从长远来看，专业化进程使得总体上更大的自由主义成为可能，即使这些变化是以减少利益相关者的寻租为代价。在这些改革进程中，议会作为改革和削弱寻租的元机构的地位至关重要。莫基尔进一步指出，在议会中，只要法案偏向于希望获得保护或排他性租金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成功的游说活动就会造成损失，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莫基尔用翔实的史料分析了与创新相关的利益集团博弈与抵制问题。首先，许多针对技术变迁的抵制都具有经济原因，潜在的失败者设立障碍以阻止创新；其次，对于新奇事物的抵制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先入为主的思想；再次，一些抵制力量来自担心技术变迁带来的负外部性超过收益。新事物一旦稳定下来就抵制变化，新事物或对原有规范的偏离会被极力抵制，抵制进步的机制为解释卡德韦尔定律提供了理论背景。
自1760年以来，爱尔兰农村不断发生“白童”“钢人”和“洛基人”等组织实行的暴动；1815—1845年，爱尔兰农村更是频繁地发生动荡。莫基尔分析了土地相关的农村冲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结合理论分析和相关史料证据指出，爱尔兰的农业经济落后部分源于地主、大牧场主与佃农和雇农之间的冲突。前者倾向于发展畜牧业，而后者则以包括暴力反抗在内的各种手段坚持发展种植业。当劳动需求效应、规模效应和自给自足效应导致市场失灵时，以下四种经济因素共同导致了爱尔兰农村的冲突和混乱：非农就业岗位的严重不足，农民对土地产权的渴望，整合土地以形成规模经济需要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非贸易作物的存在。农村动荡在影响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吓跑了投资，阻碍了资本形成。莫基尔还对比分析了爱尔兰的农村动荡与1830年发生在英格兰的“摇摆船长”暴动：首先，英格兰的动乱远比爱尔兰的动乱集中；其次，英格兰的冲突主要在于如何生产，而不是生产什么；再次，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骚乱本质上是短暂的。莫基尔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英国的济贫法导致了两种动乱的不同表现，这一结论对于当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动乱和减轻动乱的影响具有启发意义。
五、莫基尔对增长的文化基础的研究
在对技术进步、知识经济和工业革命的讨论中，莫基尔曾经多次涉及文化背景分析。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莫基尔越来越强调思想、文化和信念可能是决定长期发展的更深层次原因，更加注重分析文化背景对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影响。
在分析英国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时，莫基尔及其合作者曾经注意到，人们能够对学习、劝说和理解现实的新方法持开放态度，这对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得益于人们的开放态度，思想市场有了需求方，使得知识创新者通过思想市场向受过教育的知识消费者提供新产品（思想）。在18世纪，启蒙运动就是思想市场上所“成交”的最大的产品。在《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中，莫基尔全面考察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增长现象，有力地论证了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文化背景是促进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其中，从“光荣革命”到水晶宫博览会这一期间，观念的改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尤为明显。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大体上内生于经济环境，无法影响经济环境；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相对于既得利益的力量而言，思想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莫基尔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指出，在历史现实中，上述两种可能的逻辑关系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这一相互作用产生了正向反馈回路，导致经济史上自农业出现以来的最大变化，推动了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萌芽。在这一过程中，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念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科学家、熟练技工、发明家和企业家的信念和理念可能更为重要。莫基尔还注意到，文化背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精英阶层的信念被证明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改革者每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当权者和保守派的反抗，使得结局充满不确定性。这一系列充满不确定的结果有助于解释英国的转型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莫基尔进一步追溯了1500年开始的欧洲文化变迁，以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现代经济增长是依赖于一系列信仰、价值观以及偏好上的彻底改变。人们最基本的信念导致了文化上的突破，文化上的突破又为18世纪技术进步成为持续增长的引擎创造了条件。问题是，历史上很多技术进步都未能逃脱“卡德韦尔定律”，更没有带来现代经济增长。莫基尔认为，欧洲是一个多样主义和竞争相结合的社区，其中的协调机制使知识得到传播和分享，进而受到挑战、纠正和补充。欧洲的文化变迁促进了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知识应该而且可以用于提高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权力和政府不是为富人和权势者服务，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上述两方面的结合和它们在思想市场上的胜利导致经济发展出现我们所观察到的巨大变化。莫基尔还考证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进行了中欧之间的对比分析。
莫基尔将企业家的定义拓展到包括“文化企业家”在内，并将“文化企业家”作为改变他人信仰的代理人而融入对“文化”的现代经济学新解释之中。莫基尔以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为例，展示了他们如何符合文化企业家的定义以及他们的工作如何协调和专注于文化变革，从而有助于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结果，近代早期的文化变迁导致了制度变迁，进而使得欧洲对创新活动更为友好。莫基尔及其合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技术焦虑的历史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区分了技术焦虑的三种形式：首先，技术进步将导致机器广泛地替代劳动力，即使这种长期影响是有益的，但其在短期内将导致技术失业并加剧不平等；其次，焦虑于技术过程对人类福利的道德影响；再次，担忧重大技术进步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及相应的未来增长问题。他们还考察了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内的三种焦虑的具体表现，并对比分析了这些焦虑的当今表现形式。
六、总结与启示
莫基尔的研究范围广泛且具有明显的层次性。首先，作为一名荷兰裔并游学多地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于荷兰、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等国的工业化及相应的比较，并进而思考欧洲工业革命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这些研究中，莫基尔巧妙地将历史资料、计量经济学和理论模型分析相结合，分析了工业投入要素相对变化等对欧洲历史上的工业化的影响。其中，关于劳动收入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工业化、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分析，已经成为量化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文献。其次，莫基尔在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历史性地分析了技术进步的特点和前提，描述了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及演进趋势；讨论了技术进步、知识经济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视角分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再次，莫基尔进一步分析了技术进步、知识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他结合“文化企业家”“文人共和国”和“启蒙经济”等概念，对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文化进行长期（特别是1500年之后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历史考察，突出了有利于分享和积累知识的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
莫基尔将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相结合，全面考察相关历史阶段的社会变革，分析了多种因素协同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应该注意到，莫基尔的分析过于强调相关因素的偶然性变化的系统性影响，因此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认识技术进步及相应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传导机制。另外，虽然莫基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富有启发意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其分析视角的西方化影响。
莫基尔关于经济增长的起因和动力的历史认识对当今经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首先，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正如新增长理论所论证的那样，导致内生技术进步出现的市场机制是一个关键问题。莫基尔通过对相关证据的历史梳理表明，鼓励竞争的技术市场以及有利于“有用知识”传播的制度和文化是促进内生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其次，经济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不仅是效用增加和经济结构调整，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认知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发展最终取决于并表现为人的发展。再次，也应该注意到，爱尔兰、荷兰等国家在工业革命中的困境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具有相似之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相对落后，另一方面还没有完成由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转型。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克服多重“陷阱”，并且容易受到世界发展的“中心—外围”结构干扰。
莫基尔的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史研究也具有启示意义。首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我国需要充分注意自己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深入研究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等相关历史活动。其次，需要在经济发展史研究中进行跨国对比分析，这有利于认识与发展路径差异相关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再次，应该立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结合经济发展的历史传承进行理论创新，以完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莫基尔的工作无疑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8期